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独孤九剑”其实是道教修炼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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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早期的作品,比如《射雕英雄传》,角色之间的过招会写得非常详细,招招到位、拳拳写实,每个动作的衔接,每个镜头的细节,面面俱到,就好象是在看电影。到了《笑傲江湖》以后,风格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角色之间的过招仿佛从电影变成了水墨画,意境大于细节,流畅的电影画面便成为了断断续续的幻灯片,然而画面虽断,“意”却不断。正是有了这样一种风格上的变化,所以《笑傲江湖》当中的角色过招,便像是借着动作描写而展开的“人格对抗”。
就此而论,“独孤九剑”这门功夫的确是可以修炼的——在武侠世界当中练的是“剑”,将武侠的语言进行破解,要修炼的就是逍遥无碍的“道教人格”。
风清扬道:“一切须当顺其自然。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倘若串不成一起,也就罢了,总之不可有半点勉强。”(《笑傲江湖》)
文化之于人,可谓好坏参半。好的地方,是文化能够使人精细化、条理化,然而,也正是由于文化这个功能,同时也就使人变得破裂化、偏执化。一个十七八岁的乡村少女,本来便生得天真可爱,可是,一旦她接受了来自大城市的文化熏染以后,便会去学着往自己的脸上抹胭脂——所谓“文化”者(倘若我们不去咬文嚼字),便是来自人类史对人类个体的集体粉饰。
抹胭脂的村姑丧失了她的自然之美,正如受文化熏陶的人们丧失了本来的纯真之态。
通过观察孩童与成人,我们便能够轻易地发现这种变化。孩童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并不能很好地操控他的肢体,经常大小便失控,远不如成人。然而,一旦我们能够遇见一个正在玩耍的孩童,看见他无忧无虑地唱呀跳呀,咯咯傻笑,便又会觉得十分难得,十分羡慕。经过文化的熏陶,成人固然是能够控制自己了,并且是太能够控制自己了,以至于变得既矛盾、又极端:他想笑却不敢笑,想哭却不敢哭。
魏晋玄学强调“越名教而任自由”,就是希望能够打破这样一种经由社会文化对人内在生命所形成的精神束缚。因此,《庄子?逍遥游》里说,大鹏上天一跃九万里,却并不会让小鸟感到自卑,小鸟反而就此笑道: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溪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晋人郭象则注曰:
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庄子注》)。
虽然社会文化将人分成三六九等,但是在道教看来,天地万事万物皆生于道,根本上而言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无论大鹏还是小鸟,只要能够成为真正的自己,则大鹏不比小鸟尊贵,小鸟亦不比大鹏低贱。
正是在经过风清扬的点拨之后,令狐冲练起剑来不再拘泥于规则,而是道法自然:
令狐冲是开山门的大弟子,又生来争强好胜,为了博得师父、师娘的赞许,练习招式时加倍的严于律己。不料风清扬教剑全然相反,要他越随便越好,这正投其所好,使剑时心中畅美难言,只觉得比痛饮数十年的美酒还要滋味无穷(《笑傲江湖》)。
风清扬拍手赞道:“对,对!孺子可教。‘料敌机先’这四个字,正是这剑法的精要所在。”(《笑傲江湖》)
见招拆招,那是面对面的直视,目光被限制在狭隘的目前;
料敌机先,便是由上至下的俯视,视野可以拓展到更广阔的未来。
人生在世,或是受限于一个家庭,或受限于一个社区,或受限于一个城市,所有人都被一个又一个的小圈子包裹着,山的那头是什么?海的那头又是什么?因为看不到,所以便不感兴趣——我的圈子,便是我的真理,而我的真理,便构成了我的人生。
因为要和自己的圈子保持一致的步伐,所以大多数人都只是别人的影子。他所说出来的话,他所做出来的事,乃至他自己本身——都可以被非常精准的预测:他和周围所有人一样(他多么害怕自己与众不同!)。
因此,见招拆招,走的是固定的模型和套路,是被动的模仿;
料地机先,探索的却是尚未发生的未来,是主动的创造。
这就是涉及了独孤九剑的下一个心法:切不可死记硬背。
风清扬道:“独孤大侠是绝顶聪明之人,学他的剑法,要旨是在一个‘悟’字,决不在死记硬背。等到通晓了这九剑的剑意,则无所施而不可,便是将全部变化尽数忘记,也不相干,临敌之际,更是忘记得越干净彻底,越不受原来剑法的拘束。”(《笑傲江湖》)
只要破解了武侠语言,我们便不难发现,小说当中所谓的“招式”,便是现实生活里面的“规则”。学习一个门派的招式,便是学习一个文化的规则。
如果没有人,所有的社会规则都毫无意义,因此,衡量社会规则的标准在“人”。
所以,所有的社会规则都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的,不断发展的,不断调整的,它必须要能够让人性得到最大程度的绽放,使个体的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使人类的家园——社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完善。
因此,规则不是目的,目的是“人”与“社会”的最大化完善和发展。
所以《庄子·外物》又说: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达成目的以后,规则应该被放下,是为“得意而忘言”之谓也。
只有不受既定规则的拘束,创造方才可能:因为所有的创造都是犯规(但并非所有的犯规都是创造)。
风清扬道:“你的剑招使得再浑成,只要有迹可寻,敌人便有隙可乘。但如你根本无招式,敌人如何来破你的招式?”(《笑傲江湖》)
一个人的生活,只要尚存规则(招式),便会被规则所限制;
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没有规则(招式),便进入了另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庄子·逍遥游》又说道: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神仙在天上飞来飞去,尚且驭气,以气为规则。
倘若能够把上天入地的气也忘掉,便是独孤九剑的道教人格境界:出手无招,逍遥无碍!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庄子·大宗师》)
颜回不但忘掉了一切社会规则——仁义礼乐——甚至忘掉了另一个更切身的限制:忘掉了“我”。
然而所谓“我”又是什么呢?
只要在公交车或地铁站里面观察半个小时,我们便不难发现,所有人的谈话内容,都是我、我、我、我、我——对吾人最大的束缚,其实不是任何的外在规则,却恰恰就是我们自己。
其实在小说的整个故事里,《葵花宝典》和《辟邪剑法》是对社会权力的象征——要想取得至高无上的社会权力(天下第一的武功),便需要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所谓“自宫”,只是来自武侠语言的隐喻。
东方不败,林平之,岳不群都是人格上的自宫者——均无法自我独立:或是被聪明所限制,或是被仇恨所限制,或是被权力所限制;然而,就算是看上去最阳刚威猛的任我行,也始终被一统武林(统治天下)的帝王梦所限制——并不俱备一个真正独立的人格。
至于男主令狐冲,最依赖的东西,就是他的原生家庭。令狐冲走到哪都活泼自然,不过一旦遇到养父岳不群,他便马上怂了,全书几乎从头怂到尾。一直到小说的最后,他才终于超越了原生家庭,实现了独立的、逍遥的道教人格,而这也书名《笑傲江湖》所想要表达的真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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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继承了我国古代神仙思想;长生不死,修真成仙,成为道教的主要思想和修炼目的,因此道教十分重视医药和养生之术。本文介绍了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在医药学方面的成就,并从服食、辟谷、导引、行气、房中五个方面论述了道教的养生健身之术,辨析了其中的科学因素与虚妄夸诞之说。文章认为,道教在医药和养生方面有不少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以及宝贵的经验和知识,应珍视这份文化遗产,加以发掘和整理,剔除其虚妄迷信因素,发扬其科学内容。
生死问题是人生哲学上的重大问题。生必有死,虽是辨证发展的必然规律,但人的欲望总是希望延年益寿,尤其是剥削阶级的最高统治者,总是希望长期保持富贵荣华、骄奢淫逸的生活,贪婪地追求长生不死。春秋时代,齐景公就说过:“古而不死,其乐若何?”(《左传》昭公二十年)战国时,出现了一批方士,为了迎合王公贵族求长生的心理,于是编造出海上有长生不死之药的谎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齐国的方士徐福等上书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许多仙人都住在那里,如能到达,可以求得神仙和不死之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徐福领着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又派方士韩终等“求仙人不死之药”。(《史记?秦始皇本纪》)经过几年,花了不少的人力和物力,结果一无所获。汉武帝时,方士李少君对武帝说用丹砂可以炼出黄金,以黄金为饮器则益寿,可以见到蓬莱岛上的神仙,于是武帝派遣方士入海求安期生等仙人。齐国的方士公孙卿又对汉武帝讲黄帝乘龙上天的事,武帝听了深为羡慕说:“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史记?封禅书》)秦皇汉武所迫切追求的就是成仙不死。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继承了古代的神仙思想。
《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地真》)故长生不死,成为神仙是道教的主要思想,也是道教的修炼目的。为了修仙长生,首先得却病延年,而医药的作用也在治病防病,延长人的寿命,因此医药成为仙道修炼的必要手段。《抱朴子?杂应篇》说:“故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所谓“近祸”就是指人们患的各种疾病而言。早期道教如汉末的太平道、五斗米道都是将传教与治病结合起来。由于汉末曾有几次传染病、瘟疫流行,道教徒利用廉价的中草药、“符水”给人治病,使一些人获得再生,因之“百姓信向”,教徒遍布天下。所以葛洪把“延年益寿”,,消灾治病”说成道教的业务。全真道的创始人王喆说:“药者乃山川之秀气,草木之精华。……肯精学者,活人之性命;若盲医者损人之形体,学道之人,不可不通,若不通者无以助道。不可执着,则有损于阴功;外贪财货,内费修真。”(《重阳立教十五论?论合药》)这说明学道之人必须通医术,医药有助于宗教的宣传推广,但不能执着,以医为业,甚至借医药来贪取财货。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当然有损阴功,不可能修真成仙了。
概括起来,道教所以重视医药的原因有二:其一,要想修炼成仙,必须服食炼丹,而医药则是服食炼丹的重要手段。其二,医药可以济世活人,利用医药来治病救人,接近群众,是扩大宗教宣传影响的最好方法之一。
为了修真成仙,道教有种种修炼的方术,如服食炼丹、导引行气、辟谷、存神以及房中之术等等,所以葛洪说:“知玄素之术者,则曰唯房中可以度世;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知屈申之诀者,则曰导引可以难老;知草木之方者,则曰唯药饵可以无穷。”(《抱朴子?微旨》)道教的这些修炼方术,虽以修真成仙为目的,具有虚妄迷信色彩,但其中包含着古代医药和养生的科学内容。现就这两方面分述如下。
20世纪以来,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瓶颈。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历来十分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老子想尔注》提出了“守中和之道”、“冲气以为和”、“和则相生”等理论。“中和”之气具有“调和万物”的功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长的重要基础。可以说,“道”的本性就是“中和”的,是自然和谐的,只有天地自然的和谐,才会有万物的生长和成熟。“中和之道”是道教追求和谐生命、和谐自然的重要思想资源。
从“中和之道”的和谐思想出发,道教的生态和谐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教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反映了道教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合共生的生态建设。
道法自然:中和之道的生态伦理
“中和之道”体现了道教“道法自然”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之本性是自然而然的,以“无为”为法则。道化生万物,皆自然无为而生,不受任何外物所制约。
“道生万物”的生态伦理。道教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所化生,因而“一切有形,皆含道性”。万物都按照“道”赋予它们的秉性而存在,有自然生存、发展的权利,人类没有权利去破坏它们。人类对待万物的态度应该如葛洪《抱朴子内篇》中所称的“任物自然”,即遵循客观规律,与一切外物和谐共生,以获得人与自然在整体上的和谐。
“道通万物”的生态伦理。道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应该互相尊重、和谐共处,自然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道教还认为,道化生万物,但人是道的“中和”之气所化生的,是万物之中最有灵气和智慧的生物。因此,人居于“万物之师长”的位置,为“理万物之长”。也就是说,人负有管理和爱护万物的职责,人的行为要符合“天道”,人应该“助天生物”、“助地养形”,使自然更加完美,使自身与自然更加和谐。
“道贵中和”的生态伦理。道教从“道法自然”的整体出发,十分重视人对环境的依赖关系。道教认为,维护整个自然界的和谐与安宁,是人类本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要确保天地的平安。“道贵中和”,就是说人类社会与自然要维持一种和谐的平衡。《太平经》强调人类若想长久安宁,就必须使自身赖以生存的地球得到和谐安宁。为此,人类就要认识自然规律,并按照自然规律去办事,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天人合一:中和之道的生态智慧
道经称:“天地合和,万物萌芽”,“天地不和,阴阳失度”,体现了道教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道教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感应、相互影响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太平经》认为,太阳、太阴、中和三气和谐而化生万物,因此在自然界中,太阳、太阴、中和三气缺一不可。只有阴阳二气相互和谐产生“中和”之气,并共同生养万物,才能有自然界的太平。《太平经》还进一步指出,人是自然万物的一部分,也是自然“中和”之气所生,即是说,天、地、人同为自然界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有着共生共荣的关系,因此必须要互相尊重、和谐共处。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道教认为,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自然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所谓“天地不和,阴阳错谬,灾及万民”,就是说自然生态失衡将直接影响到人类世界的生存。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几乎贯穿在道教思想的各个方面,如在自身修炼方面,道教所强调的是自身的和谐,追求的则是与道合真、长生久视。再如,历代道教徒都能自觉绿化造林,美化道教建筑的周边环境,道观内外的苍松翠柏、绿树成荫,正是道教关爱自然、保护环境的具体体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现代环境科学告诉我们:大自然具有一定的整体相关性,即自然宇宙间没有孤立发生的现象,一切都处在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中。人与自然也是整体关联的,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就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道教并不反对“人化”的自然,但是主张人改造自然应受道德的约束,应对环境采取保护措施,以谦下的精神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既然人与天地万物共存于同一个地球之中,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那么人作为万物之灵,就有责任和义务协调、关照人与宇宙、天地、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
和合共生:中和之道的生态建设
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在享有对自然的权利的同时,应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去年召开的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发表的“2010年贵阳共识”明确提出,“绿色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
道教从“中和之道”的思想出发,进一步阐述了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生态伦理。《太平经》指出,人和自然万物的生命都有存在的权利,这就是“天地之大德”。“和合共生”就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个基本准则,也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今的中国道教界,正在积极阐发和弘扬道教的生态智慧,践行着“和合共生”的中和之道,以全面推进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
积极倡导生态保护,着力推进生态道观建设。道教崇尚自然,历来就十分注重对环境的保护。早在1993年中国道教协会召开的全国道教界爱国爱教先进表彰会上,就积极鼓励全国道教徒“植树造林、美化环境”,并对“植树护林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1995年,中国道教协会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会议,发表了《中国道教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宣言》,并正式加入了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联合会。此后,我国道教界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全面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道观的建设工程,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倡导植树造林,建立中国道教生态林建设基地。中国道教协会于2003年初向全国道教界发出倡议,计划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建立“中国道教生态林建设基地”。目前,“基地”已基本完成了植树造林任务,对民勤县的防沙治沙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是提出“生态道观”理念,举办道教宫观生态保护论坛。生态道观就是强调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实现道教所追求的人间仙境。2006年,第一次中国道教生态保护教育工作间(中国道教宫观生态保护论坛前身)召开,通过的《秦岭宣言》提出了致力于营建环境友好型道教宫观的奋斗目标。2007年,第二次中国道教生态保护教育工作间举行,提出了7项具体任务,如将宫观的土地使用和管理纳入区域生态保护规划之中等。2008年,第三次中国道教宫观生态保护论坛召开,“生态道观”项目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关注,也得到了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支持。论坛发布了《生态道观茅山宣言》,要求各地道观“建立健全生态保护和宣传教育的规章制度,大幅度提升住观道众的生态环保意识,最大限度地采用节能技术和材料,形成与周边自然环境和社区人群相协调的良性生态圈”。这使营建生态道观的活动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为道教参与环境保护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积极开展环保规划,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09年,中国道教协会形成了《中国道教界保护环境的8年规划(2010-2017)纲要意见》,向各地省(市)级道教协会下发。《纲要意见》要求各地方道协、宫观进行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将宫观的生态保护纳入创建和谐宫观的目标中,为建设生态道观、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新的贡献。《纲要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开展生态环保教育,提高环保意识;在资源使用中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如合理规划建筑设施,倡导文明敬香,最大限度地保护道教宫观周边的水资源等;把环保意识和行动落实到生活起居中,如倡导道教节俭的生活方式,提倡符合环保要求的养生健身方式等;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和途径宣传环保,如倡议在所有道教节日和大型宗教活动中,都要突出生态保护宣传内容等。
积极宣传环保理念,着力推进生态和谐建设。在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笔者认为必须要注重“三个保护”的真正落实。即是说,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要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在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注重对生态文明的保护;在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注重对自然生态和谐的保护。
在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笔者认为要坚持实现“四个观念”的根本转变。即是说,要实现自然观念的根本转变,懂得尊重和保护自然;要实现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用人类社会应有的道德伦理去约束无限消费的欲望;要实现伦理观念的根本转变,把伦理的指向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爱护环境;要实现生产观念的根本转变,人类应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博爱万物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使人类与自然万物在高度和谐统一中相互转换物质和能量,最终实现人类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
在自然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方面,笔者认为要坚持“四项措施”的全面实施。即是说,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社会法制建设,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加强社会责任意识和个人自觉意识。
综上所述,道教的“中和之道”倡导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中和之道的生态和谐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生存之道,要求人类社会始终要遵循“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遵循“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道教的这种生态文明思想,正是人类社会必须要大力提倡和加以推广的。特别是对于现代生态和谐建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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